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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流行于西元15到16世纪的欧洲早期“后装炮”，其最大的妙处就是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解决了管内闭气的问题，将装有火药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以避免“铳膛”与火药直接接触，从而带来“炸膛风险”。这种技术对于明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算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抑或“雪中送炭”了！

    由于“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接着换上另一个，且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密集火力。与此同时，“佛郎机”还配备了准星、照门，能使射击精确度大大提高。

    到了明朝嘉靖元年（西元1522年）8月，有5艘葡萄牙舰船公然驶入“珠江口”挑衅当地驻军，在明军成功击败了这支葡萄牙舰队并俘获了2艘舰船后，其船上的20多门“佛郎机”被明军没收并送往朝廷研究仿造。

    这时，在“佛郎机”这一具体武器上，葡萄牙人的技术已发展到了明朝“火器”的前面，但论整体战斗力，仍是明军更强。明军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认真研究了“佛郎机”的构造特点，成功进行了大量仿制。

    到了“嘉靖中期”，明朝驻屯在甘肃的边防军已拥有“佛郎机”炮车1158辆，宁夏则有1000辆，固原也128辆，而大同则有“弗朗机”炮车1000辆！由此，明朝开启了由朝廷仿制“西洋火器”并将其列装军队的先河！

    相比之下，日本应用“火器”的历史就相当晚了。由于古代日本作为岛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致使其战争模式一直比较原始。

    直到西元10世纪末，当中国已进入宋代后，而日本的战争模式还停留在将领之间决斗的“一骑讨”形式上，比如两军列阵后，先由将领派使者下战书，然后武将之间互通姓名出阵决斗，还约定俗成不得射杀对方的坐骑。元朝至正十一年（西元1274年）10月5日，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以示“杀鸡儆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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