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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朱元璋命令帐下的“敢死之士”驾驶了7艘装载有火药柴薪的渔船冲入了敌阵中顺风放火，于是，《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的场面就这样真实地发生在了鄱阳湖的水面。最终，陈友谅因脑袋中箭，于此战中阵亡，而朱元璋也消灭了一个能与之争夺天下的重量级竞争对手。

    在大明建国十年后，出现了“凡军一百户，铳十”的明文规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明确规定了明军的日常训练科目为“五分习刀剑，三分习弓弩，二分习火器”。尽管此时的明军还是以“冷兵器”作为主要装备，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军装备了“火器”，这意味着“火器”在明军之中已不是零散的临时性装备了。

    朱棣在迁都北京后，组建了拱卫京师的“三大营”，其中的“神机营”就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部队。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朱棣五出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的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冷、烫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居然能屡屡得手，用武力将蒙古人彻底打服。

    其实，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一种全新的“火枪战术”就被明军发明出来了。洪武二十一年（西元1388年），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伦发举兵30万（号称）反明，奉朱元璋之命镇守云南的“平西侯”沐英即刻挑选3万精骑前往平叛。然而，明军的战马一见到思伦发的“大象骑兵战阵”（象阵）就被吓得四处打转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沐英想到了利用明军的火器优势。不过，此时的明军“火器”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打完一发之后，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填充火药，可还没等弹药装填完毕，也许敌人就已经冲到眼前了。

    沐英针对这一缺陷，命令部队将火铳、神机箭分置三行，第一行发射完毕就自动退下装填弹药，让第二行上前进射击；待第二行射击完毕再退下装填弹药，由第三行上前进射击；等到第三行射击完毕时，之前的第一行士兵已装填好弹药，可以接着上前射击敌人了。如此循环往复，便是著名的“三段式射击法”。

    后来，“沐英”发明的这一战术（“三段式射击法”）在明军远征漠北之时，也一再被“神机营”士兵使用。不过，明军的“火铳”在“三段式射击法”战术下的威力确实很大，但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重型“火炮”的威力！

    时间来到了明朝“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欧洲的葡萄牙王国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抵达了广州。舰队为了向中方表达敬意，而按欧洲礼节鸣放礼炮，却被当地官府和百姓误以为是对方在故意开炮滋事，以此来炫耀武力。

    尽管后来经过一番解释之后使误会消除，但葡萄牙人还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关注，因为当地官员为此登上了葡萄牙舰船视察。根据当时广州官吏给朝廷的奏报以及他们留下的私人笔记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名佛郎机”。

    “佛郎机”原本是明朝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称呼，故也被用来指代这种原产于葡萄牙的“新式火器”。

    当时，明朝国产的“火铳”、“火炮”都存在不少缺点，主要在于均为“前装式”，且“火药”须从筒口装入；每射击一发之后，须等枪管、炮筒冷却后，才能继续装入火药，一旦碰上机动性强的敌骑，就根本没机会打第二发了。而来自西方的“佛郎机”铳炮在设计和制造上，则恰恰有助于明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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