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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朝改国号为“大元”后的“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等杂物。“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的“元贞”二年（西元1296年）始定江南征收“夏税”。

    “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3000枚铜钱，相当于3两银子），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在位第八年（西元1236年）始行“科差法”。其名曰“丝料”、“包银”。“丝料”即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

    “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

    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曰“经界”，在金（朝）曰“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统治者们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在元朝“延佑”二年（西元1315年），由“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废止“经理法”。

    而且，“蒙元朝廷”治下的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属于“自治”状态，因为蒙古人通常一年就来收一回税，也就是赶上秋高马肥之际收“秋税”，平时都在长城以北大漠草原上“跑马溜溜的草原，一朵溜溜的云哟……”

    也正是因为元朝统治者的宽松政策，才让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等“草莽英雄”钻了空子并成了“大事”。因此，等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一切都变了。作为元朝“宽松政策”的受益者，朱元璋缺“朕济之以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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