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4章:“倭国佛教”与“华夏佛教”-《天地任我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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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其弟子日籍僧人智藏、    道慈入唐朝学习“三论学说”,形成了日本“元兴寺”和“大安寺”两个流派。

    “成实宗”大体上与“三论宗”同时传入日本,但在组织上始终未独立发展成“修真门派”,因为因两宗俱取“空宗理论”,大都由“三论学者”兼学之。因此,在古代日本,“成实宗”又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西元653年,日籍僧人(日僧)道昭(西元629年—    西元700年)来到中国唐朝跟随玄奘法师学“法相宗”之“教义””。归国后,他以“元兴寺”为中心弘法,日本史称“南寺传”。西元716年,日僧玄昉(?    一西元746年)入唐后随智周习法,以日本“兴福寺”为中心弘法,日本史称“北寺传”。“奈良时代”是“法相宗”的全盛时期。

    该宗人才辈出,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中的“护命”、“善珠”、“神敷”等高僧都是著作甚富、对教观颇有研究的学者。而“俱舍宗”和“法相宗”分别被称作    “小乘有宗”与“大乘有宗”。

    由于在教义上的相互联系,“二宗”在同时传入日本时,“俱舍宗”在事实上就称为了“法相宗”的“附属宗派”。相比之下,“华严宗”是由新罗僧审祥(?    一西元742年)传入日本。审祥曾留学于唐朝,师事“法藏学”的“华严宗”。西元740年—西元742年,他在日本“金钟寺”道场首次开讲《华严经》,并传法与日僧良辨。

    “华严宗”与皇室贵族关系密切。“倭王”(“圣武天皇”)极重华严宗,比如在西元749年,其颁布发令规定诸宗、院讲说经论,要以《华严经》为本,同时还勑中央寺院“东大寺”为华严宗的“本寺”。

    到了西元754年,唐代高僧鉴真(西元688年—西元763年)应日僧的邀请,成功东渡日本后,在“东大寺”的“毗卢舍那”大佛前、大佛殿西侧、下野“药师寺”和筑紫“观音寺”建筑戒坛,以传布“南山律宗”。

    “奈良六宗”传入日本后,被日本朝廷作为施政的一种指导思想来加以利用。为了获得本阶级的现实利益,日本侧重建寺、造像,诵经。在写经方面,各宗在教义上无多大发展,基本承袭中国各宗固有教义。

    西元804年,最澄(西元767年—西元822年)和空海(西元774年—西元835年)同是入唐求法。    归国后,最澄以“比睿山”为中心,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与此同时,空海以东寺和高野山为中心,弘传“真言宗”。

    两宗是日本“平安时代”(西元794年—西元1192年)的“代表宗派”,开始重视宣传,解释    教义、教理。日本的“天台宗”弘传中国“智觊”的“天台法系”,宣传“一念三千”,即世界万物都是人心一念的产物。

    同时,“天台宗”还宣传“三谛圆融”,即“空”、“假”、“中”三谛相即融通,并在此理论    础上,主张“圆教”(天台宗)、“禅”(宗)、“圆戒”(“大乘戒”)、“密教”的“四教合一”,尤其在“密教”的发展上,成果更为突出。

    “真言宗”阐明“密教”,是佛教的“终极妙义”,强调“即身成佛”的思想,即“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认为只要成就“三密加持”(口诵“密咒”,手结“印契”,心念“佛相”)    就可“即身成佛”,获得佛法加持己身。

    这也是“忍者”施展“忍术”的关键理论基础。在宗教实践上,两宗更注重“密教”。以“镇护国家”、为贵族“消灾    积福”,作为“诵经修法”的主要目的,盛修息灾、增益、延命及祈请祐护等法会,作用类似“阴阳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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