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7)-《天地任我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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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讲到清政府因不重视日本这个对手,结果被对方按住狠狠摩擦,不仅丧失国运,而且加速亡国。

    再从陆军来看,有观点认为,清朝陆军尽管据估计在总数上约达百万,但此数字明显含有不少水分,去除非战斗部队和实际丧失战斗能力的绿营、八旗等不算,清朝实际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大约为三十余万。

    此外,清廷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统计的各省防军、练勇数量,共约36万人,就算两者加起来,亦无百万之数。而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动员的陆军人数,据学者廖宗麟估计约为500个营。

    按照当时每个营500名士兵的规模来计算,据此可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参战者约合25万人左右。

    至于清军实际投入战场的人数,可能尚不及日军,因为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陆军就有七个师团,约为七万人,而开战后又动员了“预备役”,且总共动员的兵力多达24万人,另外还有夫役十五万多人呢!

    清朝陆军在军人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日本陆军相比,也均处于劣势。当时,日本陆军普遍装备了“线膛枪”和“加特林机关枪”,而清军中有的部队还在使用“滑膛枪”中的“鸟铳”、“倭铳”等明朝时期的武器和大刀、弓箭、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清军在战争中伤亡数倍于日军的原因,但具体伤亡统计数据存在争议!

    到了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即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李鸿章虽有“宰相”之尊称,但当时的清政府并不设立“宰相”,因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机构是“军机处”。

    因此,李鸿章空有“宰相”虚名,但也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的召见,便不得擅自进京面圣。这就让“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实权派人物心中很是不爽,但只能憋屈。

    “清流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着“军机处”和“翰林院”,故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

    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一贯主张。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甲午战争”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对抗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因此,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也实属正常。但作为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因此,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在西元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新军”的全部军队都送上前线,准备对日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就胜少负多,因此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并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清流派”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元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时,立即慌了手脚,害怕倭寇大军在天津登陆直扑北京,威胁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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