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即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因此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毕竟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火山、地震频发，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时常生活在紧张、压抑和恐惧的气氛中，迫切地期待改善。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至西元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要在西元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且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其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争”前的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财政总收入的31%以上！这简直高得离谱，真是吓人！

    西元1887年，“倭王”（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银币）作为海军补助经费。因此，在“倭王”（天皇）的感召下，日本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了100多万元（银币）来资助其国家军队建设。

    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已看出“倭人不可轻视”。

    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且“不以倭人为意”。因此，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国防军费预算，挪去修“颐和园”，从西元1888年始停止购进军舰，三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和弹药经费。

    日本的“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华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通过彻底打败清军来压迫清朝屈服于自己的军事占领。

    日本认为能否达到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日本人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其次，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以迅速夺取黄海的“制海权”。

    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果海军取胜并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则陆军便从“渤海湾”的“天津港”登陆，之后全力扑向清朝的首都——北京城，以此来实施“直隶平原大决战”，一战而定大清朝！

    如果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若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清朝，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有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故必然要面临失败。

    清朝从开始就寄希望于俄、英等国“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实际上，清朝“临时抱佛脚”是实行了“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但从战略规划方面来看，日本早就已经拔了“头筹”。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战争的最终成败与否？

    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也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内自由航行，而同时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战争当事国”的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布局。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