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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有礼建议在与朝鲜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在交涉过程中，“彼等（清朝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中国清朝）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

    森有礼在中国获得的情报，迟至西元1876年2月24日才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时，离《江华条约》签订只有3天，而朝、日双方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所以并未对谈判本身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    清朝的“礼部”则将“总理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朝鲜在1876年2月4日接收），要朝鲜国王“酌办”。此举，被认为是清朝对朝鲜政府最终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已经入侵了自己，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山倭馆”通知日本使节将来朝鲜，“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

    朝鲜政府紧急召开临时原任大臣会议，讨论对策。经过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争论，最终于西元1876年1月30日，朝鲜政府以申櫶为接见大官，    尹滋承为副官，派往江华岛与日本人交涉。同年的2月10日，日本特使黑田、井上在江华岛登陆，日、朝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从2月11日到2月20日，朝、日双方进行了4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时，日本军队以庆祝“纪元节”为借口，肆意鸣枪放炮，耀武扬威，对朝鲜方面起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期间，日方代表抛出了“云扬号事件”责任问题和朝鲜拒绝书契问题，质问朝鲜是否“悔悟”？朝方代表则强调日本背信弃义和无故侵犯在先，且“云扬号”挂的是黄色旗帜，并非日本国旗，还举出了由清政府提供的西元1866年日本人八户顺叔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侵略朝鲜言论，以揭露日本野心，此轮谈判无果而终。

    2月12日第二次谈判时，日方代表拿出了13项修好条款，限期十天内答复。2月13日第三次谈判时，日方代表公然进行武力威胁。

    申櫶在给朝鲜政府的报告中说：“彼人接话半晌，以书契答复事、条约册子事，速即禀达回报之意，重言复言。彼曰：‘事不如意，则将有屡万兵下陆之弊矣，预为谅悉，勿至两国失和之境’云，隐然有恐吓之语，极可愤惋。”

    由于朝鲜代表的身份是“接见大官”而非“全权代表”，所以面对日本的胁迫，无法单独决定缔约问题，遂将日本提出的13项修好条款呈送朝鲜政府，以待朝议决策。

    此时，朝鲜民间正掀起一股抗议“对日缔约”的浪潮。谈判期间，特别是日本放出数万大军将入侵朝鲜的风声后，朝鲜到处流传日本将攻入汉城的消息，“倭人即今入京，长安（汉城）人民，哭声动地，江华炮声如雷……京中男女，奔走东西”。

    以崔益铉为首的大批儒生们，在汉城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预见了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以及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

    已经下野的“兴宣大院君”也上书表示，接受日本要求就是“自取灭亡”，并斥责闵妃集团向日本妥协的行径，声称“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不惜与日本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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