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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底，大约五万蒙古骑兵从榆林出发，“离阳和三四十里下营”，四处掠夺。明武宗不是傻子，也同样害怕“土木堡之变”再次发生，所以在北巡前就做足了准备：对于京师的防御，武宗将沙场悍将、镇守两广的“武定侯”郭勋召回北京，指挥“三千营”，而“英国公”张伦坐镇“奋武营”，并让其勤奋训练，以备不时。

    同时，明武宗朱厚照对“九边重镇”也做了部署，并对白羊口、古北口等通往京师的要地，也加派了军队驻守，这一切就是害怕自己万一战败被俘之后，就能避免重蹈当初“土木堡之变”的覆辙了。

    古代打仗，就是拼补给、拼粮草、拼计策。尽管明朝中后期贪腐横行，行政拖沓，克扣严重，但现在却是皇帝“御驾亲征”，谁敢克扣皇帝的军饷？就等着被诛灭九族！故此次北巡，粮草运输效率异常之高。

    按照户部年度财政报告，宣、大两镇原有粮草足够支撑大军5年之用，现又调关内太仓等处的储备粮15万石、白银35万两增发宣、大（其实武宗圣旨要白银100万两，但户部实在是没钱了）。明武宗便找借口对负责对置办军需事宜造成拖延、克扣、玩忽懈怠者从严处置，就当作给大军出征“祭旗”，以儆效尤！

    按照这种“超标准”配置，明武宗这次北巡就不像是来打仗的，倒更像是来游玩的，因为将士们都吃饱穿暖，不仅武器精良，盔明甲亮，而且“神机营”火器也补给也到位，弹药充足，和过去打仗时截然不同。

    正是有了如此好的后勤保障，才让明军的战斗力大增。不过，有历史记录以来，中原王朝和草原部落打仗，多数打的是防御守城战，因为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机动力极强，能隨時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

    相对而言，中原王朝大都缺乏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只能依靠大量步兵去与对方交战，但两条腿的男人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四条腿的骏马！因此，步兵打骑兵都是“送人头”，除非所有步兵身穿重甲持长刀大斧。

    唐朝的“陌刀队”是“骑马的重装步兵”，也是唐朝专门用来克制游牧骑兵的“杀手锏”，因为“陌刀队”身穿“明光铠”能轻易抵挡弓箭射击，但手中的“陌刀”却能轻松将迎面冲来的骑兵剁碎掉，如墙而进，所向披靡。

    正因唐朝中期以前有这么一支战力恐怖的“豪华步兵”，让唐朝在攻灭西突厥，威震吐蕃，阻挡阿拉伯人东进，独霸中亚时游刃有余。但“安史之乱”后，唐朝因国力衰微，没钱供养边军，导致“陌刀队”被解散。

    不过，此次蒙古大军南下后发现大同城戒备森严，所以决定寻找战机。最后，蒙古兵发现大同西侧的防御较弱，于是集中全力进攻西侧防线。就这样，“应州之役”爆发了。明武宗也如愿以偿地可以打仗了。

    明朝的“九边”关隘众多，但不可能处处设防。故按照后世明史专家李洵教授的说法，“应州”其实是一个诱饵，是武宗故意放蒙古军进来的“口袋阵”，这说明明武宗是一个懂得用兵之道的君王，而非纨绔子弟。

    蒙古军深入山西大同境内孤立无援，若大同城守军再断其后路，则蒙古军易被夹击。按照《明史》和《武宗实录》所说，蒙古军逼近应州之后，大同城的总兵王勋立刻率军南下，和蒙古军进行野战，结果双方死伤惨重。由于王勋亲自上阵杀敌，因此让明军士气大振，最终迫使蒙古军只得继续向应州方向败退。

    第二天，双方再战于应州城北，蒙古军包围了王勋的军队，王勋军队不得入应州，只得原地防御，等待援兵。继而大雾，蒙军撤围，王勋才得以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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